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以非法狩猎罪定罪处罚。

一、危机类型学与重大传染病应对的组织法原理 （一）组织任务与危机类型学 行政组织法的建构总是与法律观察社会的特定界面有关，这由组织法是为了促进完成特定行政事务的要求所决定。[63] 第三，阶段转折点变化的内部判断与决策。

危机管理学告诉我们，政府对于危机处在何种阶段的判断非常重要，有必要采取一定分析手段确定不同阶段趋势变化的转折点。问责的本质是负责公共事务的组织必须就决定或措施做公开说明，[69]从而也就意味着组织裁量可以通过听取意见、说明理由、公开透明等正当程序加以治理，危机状态并不是取消程序，相反是要通过法律和制度将例外规范化，危机治理常态化与程序化。这是因为对于传染病疫情来说，没有抽象意义上的中央信息，疫情信息一定是散点出现，从而具有集成的特点，而集成也就意味着是边缘决定中央而不是相反。[56]第二，分级的统一领导诱发狭隘的地方利益至上，导致本应互相协同的危机应对成为各自为政的恶性地方竞争。第五，独立干预与监督。

因此，限制的对象、理由、方式、程度实际上构成了政府是否干预独立专家系统的四条法教义学标准。重大和特别重大的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由发生地省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其中影响全国、跨省级行政区域或者超出省级政府处置能力的特别重大的应急处置工作由国务院统一领导。(41) 因此，所谓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主要不是指民法要依据宪法上的某个条文来制定，也主要不是指民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而在于宪法为民法介入私人自治设定框架或者界限上。

第二，是否违反立法程序，主要包括宪法中规定的法律修改程序、人大开会程序。应当讲，在保护人权的共同目标上，宪法和民法是一致的，但是为了维护私人自治和社会自治，民法在保护人权上处于优先地位，宪法一方面通过矫正民法的制定与适用来保护人权，另一方面则通过基本权利来保护民事权利所保护的法益，以此实现公力救济对私力救济的取代。私法只是为私人自治提供了法律的框架，私人自治只要不违反该法律的框架就是有效的。(二)私法自治 私法自治是指私人自治的优先，私人自治是一种法秩序承认的个人自我调整自己的生活关系的自由。

所以，宪法的最高法地位恰恰来自于宪法是公法——可以约束民事立法者——的属性。(40)参见王锴、刘犇昊：《宪法总纲条款的性质与效力》，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3期。

但是，在民法中同样存在这样的立法委托。赵万一：《再谈民法与宪法的关系》，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⑨因此，宪法优位意味着法律的下位，同时也意味着立法机关的下位。私法一方面承认了私人自治本身的法律效力，在凯尔森的理论中，缔结合同的双方就是立法的代表，他们去确定个别法律规范的内容，这就是立法的过程。

比如，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是否突破了民事基本法律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形式框架。这要以一个法中存在对另一个法的立法委托为前提。所以，民法在保障人权上是第一位的，具有时间上的优先性。同时，如果法律都是宪法的具体化，那么，法律和宪法之间的界限就会消失。

最后，宪法也成为民事立法和判决发生变迁的发动机。而民法往往对于宪法的历史解释具有突出的意义。

私人自治取决于社会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这个平衡导致了辅助性原则，即在实现公共福祉上，个人和社会力量在行动上处于优先地位，共同体是自下而上构建的。据此，全国人大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因此，宪法是基本法的上位法。

据此，宪法可以否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效力。宪法的最高法地位恰恰来自于宪法是公法——可以约束民事立法者——的属性。然而这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时候立法的规定比宪法更不确定、更模糊。同时，目前和未来的财务裁量空间也对私人自治产生影响。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真正调整民事关系的并不是国家的民法，而是私人自治或者私人所产生的民法。(32)Peter Lerche,Grundrechtswirkungen im Privatrecht,Einheit der Rechtsordnung und materielle Verfassung,in:Reinhard  Hueck/Burkhard (Hrsg.),Festschrift für Walter Odersky zum 65.Geburtstag am 17.Juli 1996,de Gruyter,Berlin,1996,S.219. (33)Rainer Wahl,Der Vorrang der Verfassung und die  des Gesetzesrechts,in:ders.,Verfassungsstaat,,Internationalisierung,Suhrkamp,Frankfurt am Main,2003,S.168. (34)王锴：《国家法何为?》，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29日。

可以说，北美对宪法发展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将议会纳入宪法秩序之中。从对象的角度，私人自治意味着在法律行为的签订和形成中的自我决定。

同时，私人自治使每位公民都具有了平等地发展自己的可能性，从而与民主原则相联系。⑤因此，对拉班德而言，其他立法与宪法相一致只是一种立法政策，并非法律规定。

此时就是宪法的用武之地。第一，是否超越立法权限。

笔者认为，宪法与立法的关系中的这两种理解，表面上相反，但实际上可以并存。(42)据笔者统计，我国目前正在起草《民法典》分则各编中依法出现了80次之多，已经出台的《民法总则》中依法出现了57次。(27)赵万一：《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另一方面，近代宪法的功能是约束国家公权力乃至约束立法权，而民法顶多只能约束国家的民事活动，比如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行政私法行为，等等，这些活动都不以行使公权力为前提。

(49)比如有学者认为宪法是公私法共同的母法，参见蔡定剑：《关于什么是宪法》，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但是在现实中，参与双方的能力、认知、谈判技巧、人际关系的好坏等不同，这就在合同自由的保障和私有财产的保障之间产生了冲突。

在笔者看来，大多数主张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根本法从而与作为调整政治国家的宪法平起平坐甚至分庭抗礼的学者是将国家制定的调整市民社会的民法等同于市民社会的法，从而低估了民法本身可能对市民社会和私人自治造成的危害。宪法的前提是指宪法获得实效性的现实基础。

宪法和民法都是存在立法委托的母法，但是不能得出宪法与民法效力相等的结论。后者是指私人自治行为的前提，哪些事实因素构成了实质的私人自治，没有固定的答案，而是一个教义学和法政策评估的问题。

(三)宪法优位与私法自治 根据黑塞(Hesse)的观点，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并非法学上的单行道，而是一种相互补充和互为条件。(31)前引注(25),Jestaedt,S.17。④拉班德(Laband)曾说，如果不考虑它的修改困难，宪法并没有高于其他立法的权威。除规范之间的逻辑—遗传的关系外，默克尔认为，不同层级的法律规定之间还存在不同的毁损力(derogatorischen Kraft)，即如果一个法律规定对于另一个法律规定有毁损力，而另一个法律规定对它没有毁损力，那么毁损者与被毁损者之间就存在高低位阶。

(20)前引注(14),Hesse,S.13-14。其次，从制度上来看，宪法优位是基于宪法裁判权的优位。

(27)还有学者认为，宪法是限制权力的，民法是保护权利的。王锴：《论宪法上的首都》，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6期。

包括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的立法权限、人大与行政之间的立法权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立法权限。(二)国家与社会的二分及其联系 有学者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根本法。